溢的文学巨匠，缺的正好是他这种阅历深厚、人际关系广泛的“社会活动家”！主编给他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写文章和编稿子，而是需要到处去找企业单位拉赞助、拉广告，为杂志社创收！因为国家正在逐年减少对新闻事业单位供应的“口粮”，及至最后要把新闻事业单位完全推向市场而自谋生计！他因此而获得了在此之前他做梦想都“梦”不来的在文化界的“崇高”位置！
但是，这个“崇高”的位置并不能够给他带来坐享其成的经济利益！由于他属于来自社会上的应聘人员，难以列入杂志社的正式编制，无法获得法定的“俸禄”，只能够是打着杂志社的招牌，通过拉赞助、拉广告搞创收，从而分取一点残羹剩汁！交不上“投名状”，他就连一点残羹剩汁都得不到，在杂志社的“山寨”里是不养吃白食的闲人的！而由著名诗人创办的《新桥》杂志社本来就是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皮包”式新闻单位，不仅没有得以容身的职工宿舍，就连办公处所都是花钱租来的！因此上，加盟《新桥》杂志社的人连住宿都要自己去想办法！处于这种生活和工作环境之中，对于他这样一个没有固定的收入而只有固定的支出的人来讲，生活的窘迫和清苦是可以想见的！所以他在其后不得不选择去了有一点微薄的基本工资收入的《中国稻菽报》谋生。
在北京漂游谋生期间，他结识了时任《中国稻菽报》湖北记者站站长的杜民生。杜民生是个介于文化界和商界的两栖人物。当杜民生得知他有多年的从商经历之后，便积极诱引鼓动他南下武汉发展。
一次，在《中国稻菽报》全国记者站站长汇报会议结束不久，杜民生在武汉给柳云涛打来了邀请电话：“我说柳总啊，别在北京干那个文丐似的总编助理了，还是到我们武汉来发展一起搞点实业吧，我这里可都已经给您安排好了！”
一开始，柳云涛对杜民生的特意邀请根本就没有在意，便打趣地应道：“我千里迢迢地跑到你们那里去，来来回回光差旅费就得花个三千两千的，搞不成的话不就把这些钱白打了水漂了吗，我们挣点钱容易吗！你若是真心邀请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