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有6个儿女，除我之外都是国内名牌大学（北大、北医、川大、成都电子科大、华中工学院）毕业，所以读书似乎是我人生的必由之路。1965年我毕业于成都重点中学树德中学（当时称九中，成都人都知道，四中、七中、九中是成都中学中的名校），虽是重点中学，但当时九中集中了省、市及***的***。在1965年，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很紧了，而九中更是风高浪急。像我这种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而又有海外关系的学生（我姐姐在北京医学院毕业后，与从香港回内地读大学的同班同学结婚，1962年获准回香港定居。我姨妈则是因姨夫欧阳藻1945年被***政府派往美国学习雷达技术，后定居美国）自然是战战兢兢读我的书，生怕惹什么事。在班上我是物理科代表，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政治上我申请入团被拒，就只希望能考上一个普通大学（像军工、名牌大学我在高考填写志愿时都不敢填）圆一个大学梦。殊不知学校早把我树立成学校“白专”的典型（白专即所谓成绩好，思想不好），不但不能入团，而且不会被任何大学录取，哪怕你成绩再好。后来得知，当时政策是把学生分为几类，第一类是党政军干部的子弟即***，可被录取到军工学校及其他任何学校；第二类是一般工农、普通干部出身的学生，成绩好也可被录取；第三类是降格录取，即家庭有点问题，但成绩好可被什么师范、农学院、林学院之类录取；第四类即家庭有直系亲属被政府枪毙、关押等反革命分子子弟及我这种有海外关系的学生，是不准录取的。后来有同学告诉我，他们早就从班主任那里得知，我根本不会被大学录取，但看我那么认真地准备高考，都不忍心告诉我。果然，高考榜上无名，给我打击很大，最初几天白天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父亲也没有办法安慰我，只说要不要出去散散心？不但考不上大学，而且也没有机会像其他落榜的同学那样分配到成都建设银行、国营厂及当小学教师，使我直接落到青羊宫街道办事处成了无业无学的社会青年。参加当时成都挖城墙修防空洞劳动（即现琴台路城边街一带），8毛钱一天的工资，一根扁担两个框，担着泥土走跳板把黄泥从沟底担上来，一连3个月。当时虽不是强迫去，我也不是没饭吃，主要是怕对自己影响不好，有躲避劳动改造之嫌。最蠢而又最可笑的是我居然想在1966年高考中再试一次，还在准备功课，回想起来真是天真，不过也是没法的事，没有正式工作，怎么办呢？那时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卡车司机，有一门技术，又可四处跑，工作不单调。每天看见街上的人骑着自行车，前面挂一个小提包去上班，羡慕得不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