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创作冲动依然旺盛，整天闷在屋里酝酿下一部作品。看在父母眼里，我却是彻底废了，要带我去看心理医生。一天晚上，父亲拍桌子发完火后，突然生出了一种情绪。他说，不指望你有大出息，但得有个稳定的工作。你去那儿干轻巧活儿，没事想写什么还能写什么。
“那儿”，指的就是江浦监狱演播厅。
父亲在监狱管理局有熟人。他看不得我整天在家闲逛，说二十五六岁不工作的男人都是“腌菜”。他宁愿坏了一辈子的清廉，替我打听了这份工作，也不希望自己儿子变成“无事佬”。
我一听急了，这是送我蹲监啊。转念一想，又立马答应。不管父亲是让我收心，还是送我个铁饭碗，这差事对我的写作都是好事——能进“监狱”，必定能见识到“风云”。
只是未曾想到，我在演播厅无所事事了十几个月，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犯人的监管区都没机会进去。
直到2014年秋天，我遇到二监区的一个重刑犯。
那天，警官学院入监做警示教育，专门找了些曾是公职人员的犯人演讲。教改科来了一个科员跟拍，叫李爱国。他人长得细长精瘦，一身警服像挂在两根筷子上，扛着索尼摄像机到处走。
李爱国到演播厅借板凳，我正闲着无聊，帮他接过机器搁在桌上，向他请教摄像技巧。一聊才知道，我平时审播的狱内新闻，都是他采编的。我问他：“平时拍摄方便带上我吗？我帮你扛摄像机。”李爱国摇摇头，左右手交叉，捏了捏自己的肩膀。“是驼了，这一大块。”
我绕到他身后，惊呼道：“再不换人扛机器，以后出毛病了，工伤都算不上。我有一亲戚，跟你一样，脖颈后面拱出来一块肉，后来压迫神经，做手术花了好几万。”
他立刻笑着拿起摄像机塞到我怀里。“警示教育马上开始，你帮我扛一会儿，我教你一些厉害的拍摄技巧。”
我扛起摄像机，和他去了三楼会场。一百多平方米的会场，坐满了警校学员，我扛着摄像机站在过道中间。讲台长条桌中间坐着七八个领导，右侧放了一根话筒架。一个驼背的中年囚犯站在台上，正对着话筒发言，讲得声泪俱下。听他自述，曾是某县级市的政法委书记。
中年囚犯正讲着，有个青蛙眼狱警领着个犯人站到了我身后。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犯人体形健壮，个子比我高点儿，一米七八的样子，神似反町隆史。狱警递他一张纸，说：“稿子你不愿意写，我帮你写好了，给个面子，上去读一下。”
那犯人拉着脸，很不情愿的样子，回道：“我喉咙发炎，扁桃体还肿着，没法发言。”
我听着觉得奇怪，哪有犯人敢推诿狱警交办的事。
狱警又劝他：“这是监狱领导交代的，看我们以前同事一场的分儿上，别给我添乱好不好？别觉得这事丢人，你读一下，算你认罪悔罪态度不错，后面给你申请加分，能多减几天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