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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父亲也没逼我,只是把满满一杯烧酒,硬生生灌进嘴里,然后用力耸动着喉咙说:“二胖的脑袋缝了四针,咱家赔了2000块钱,这事儿算是平了,你也不用躲着不敢回家了。”
2000块钱?!在那个年代,父亲忙碌三年都挣不到这个数!那一刻我才发现自己闯了大祸,可又不愿承认自己有错,只得涨红着脸辩解:“二胖骂我有爹生没娘养,骂我是女憨子生的!”
“儿啊,人生下来就分三六九等,咱家在村里,连九等都算不上!这是命,你得学会认命!你不小了,都11岁了,该懂事了。”说完,父亲头也不会地就回了屋,我则绝望地流下了眼泪。
赔完二胖的医药费,我们家的家底也被掏空了;儿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我家连吃了三个多月的清水煮萝卜;当时把我靠得面黄肌瘦,眼睛都绿了,而且还总在课堂上放屁,熏得老师没法讲课,只得让我在教室门口罚站,成了全班人的笑柄。
再后来就是交学费,几十元的学杂费,父亲硬是凑不出来!班主任每次上完课,都会把我拉到操场上,软硬兼施地问我什么时候能把钱交上。
11岁的年纪已经有了自尊,很多女同学路过,我都羞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后来是何叔的女儿何冰,把这事儿告诉了家里,何叔当晚就拿着100元钱,放到了我家的桌子上。
我真的很感激何叔的仗义,当年要是没这100块钱,我极有可能会重走父亲的老路,在村里苟活一生,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因为“二胖事件”,我再也不敢跟别人打架了;别人骂我,我就装听不见,别人欺负我,我就想尽办法躲着;我成了同学眼中的“怂包”,任谁都能骂我两句,踹我两脚。
但只有我自己清楚,我骨子里的野性并没有变,只是我不想再给艰难的父亲惹麻烦了;所以我把那股子野性,全都用在了学习上,我想通过读书,来与命运抗争!
时间转眼到了高三,当时我的成绩在全校排第三;但在我们那个教育资源贫瘠的县城里,即便你是全校第一,也未必能考入重点大学。
所以我还要继续努力、继续“野”!因为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必须改变命运,我不能再饱受冷眼、遭人欺压了,这些年我受够了!
每至深夜宿舍熄灯,我就抱着一堆卷子,在厕所里蹲坑;厕所的灯是声控的,亮一分钟就灭;所以每隔一分钟,我就咳嗽一声,靠着忽明忽暗的光亮,那年我偷偷做了一百多套黄冈试题!
与此同时,父亲听说搞养殖能赚钱,便借钱举债在村里搞起了鱼塘;本以为一切都会变好,将来我到大学念书,父亲的鱼塘能赚得盆满钵丰,我们家也算出人头地了;可就在高考前夕,家里却出了事。
父亲没什么文化,对养殖也是一知半解,那场暴风雨过后,鱼苗全死了;我永远都忘不了高考前的那个黄昏,淅淅沥沥的小雨下,父亲孤独地蹲在鱼塘边上,以泪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