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虽然认为中国理亏，但他同时提出天主教有许多容易引起怀疑的地方，正是这些值得怀疑的地方，导致了谣言的产生，并进而导致了教案的发生。所以，曾国藩认为，天主教本身是有一些问题的，中国老百姓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情有可原的。
慈禧太后收到曾国藩的奏章后，召集大臣展开讨论。以醇亲王为首的主战派对曾国藩非常不满，要求慈禧太后严厉谴责曾国藩，促使他在谈判过程中强硬一点。以恭亲王为首的主和派则认为曾国藩的处置办法非常妥当，建议慈禧太后采纳。
两派相互责难，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都等待着慈禧太后做最终的决定，然而慈禧太后却并没有表达明确的意见。在给曾国藩的谕旨中，慈禧太后下达的还是一道矛盾的命令：“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慈禧太后又一次把难题抛给了曾国藩。
紧接着，慈禧太后将曾国藩那道奏折中谈及天主教值得怀疑的地方删去，然后将删改后的奏折公之于众。曾国藩的原折并不算卖国，但是经过删改后的这道奏折，就有点卖国的嫌疑了。这样，在那些主张盲目排外的人眼中，曾国藩成了不折不扣的卖国贼。各种批评、指责、谩骂的声音，令曾国藩感到万分悲凉。虽然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但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他还是难以承受。
曾国藩曾经是多少湖南人崇拜的对象，而这一刻，连湖南老乡也要彻底抛弃他了。在北京湖南会馆，曾国藩的官爵匾额全部被击毁。紧接着，湖南会馆将他的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
向来主张对外强硬的左宗棠也加入到指责曾国藩的队伍中。他认为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惩办无辜百姓以及府县官吏，并建议朝廷加紧调集军队，以应对法国的军事挑衅。
就连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也认为曾国藩以命偿命的处置办法完全不可理解。他认为曾国藩优柔寡断，才能平庸，对世界一无所知，根本无法胜任外交工作。中国人把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老古董”身上，真是莫大的悲哀。
在举国上下一片反对的声浪中，也有少数人发表了支持曾国藩的言论。郭嵩焘就是其中一位。
郭嵩焘一直主张与列强和平共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侵略者要求进京换约，咸丰皇帝对此束手无策，顾虑重重。面对这种情形，一向好胜的僧格林沁主张以武力对抗侵略者。郭嵩焘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他认为与列强开战，即便侥幸获胜，也难以使列强屈服，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兵连祸结，国无宁日。僧格林沁没有听从郭嵩焘的建议，最终遭遇惨败。
天津教案发生后，举国上下都指责曾国藩卖国，但郭嵩焘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郭嵩焘认为，在对外交涉中，最重要的就是严格遵守条约，与列强和平共处，避免动武。一般的老百姓没有见识，仇视洋人，情有可原。但作为官吏，必须因势利导，不能做那些不负责任的事情，更不能有意煽动老百姓仇视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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