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了，张爱玲对我就像是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在想得到或是想不到的某个时刻突袭而来，让我彻骨地疼痛。一个人能对另外一个人如影相随般虚化为一种情绪，这个人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张爱玲当然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但不同凡响却并不因为张爱玲是一个留在了史迹中的女子，普通人对普通人也可以不同凡响，只是涉及到的人的范围不同而已。
而留在史迹中的人，也不是都可以在客观意义上用上不同凡响的说法的。我以为，她是在不知不觉中，在你的身体里植入了一颗类似炸弹的东西，等你意识到的时候，你已经不可忽视了。这就是一种情绪。如果自己不能意识并超越，这样的情绪便在人的身体和感受里四季流转，经不住某个时刻某种不经意的感触一碰，就轰然炸开来，让人快乐或者难受。
那天下着雪，漫舞的雪花，一片片，一瓣瓣，使天地斑驳。我踏着昆玉河上的坚冰，被这样的情绪包裹着，走在雪天里。我的四周是一片北方冬天的苍茫，树木都只剩余了枝桠，仿佛是一些旧迹在静默不语地望天。我踩着的这条昆玉河的河水连同它的四季，都封存在我脚下的冰层里，这些横陈了一河的坚冰，在我的脚下像是那些水亡故后的遗骸，说古忆旧一般的，让人忘记了它在其他的季节里有过的碧波荡漾，曾经的青春不再，生命的流溢在这冰层里沧桑咫尺。
这样的情绪和感受，使我陷入某种虚无或是迷失，我被这种无法准确言说的内心销蚀着，不能相信世上确实有人、有事物的存在或者发生。我想，这大约是因为近日里我一直在面对张爱玲的缘故。这个民国的旧女子，那么毫不掩饰地道破人生的本质，像暑季毒辣的太阳直灼且铺天盖地烤焦人的心田，又让人总是要由衷地折服她对生之体验的直觉和直面人生的勇敢。就此而言，她就像《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我甚至以为，在用文学这样一种形式揭示人的内心和人生的本质上，她比鲁迅更能影响读者。鲁迅用的是一种理性或理念的锋利，而张爱玲用的则是女人的直觉、细腻和本能。所以，张爱玲对读她的人、对读者，就像一个诱因，牵动人的五脏六腑。
我体味着这个女子，觉得需要出来拼命地奔走，直走到没有气力。就是现在，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仍是被这种感受困扰着，只是想再有那天一样的雪和空寂，可以幸灾乐祸地踢着死去的河水尽情地欢叫。
对张爱玲，很多人都不陌生。她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原名张煐，原籍河北丰润。1941年投入文学创作，两年后，发表《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以早慧的天赋创作在当时的上海大红大紫。这是她八岁以前就已期盼的“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的日子，她标新立异的时装照被用作上海滩最洋派最知名刊物的封面，大街小巷的书店、书摊上炫目地奔涌着她的名字，许许多多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所同时谈论着她的作品及她本人。女人一生中最放恣蓬勃的生命之花拨云见日般怒放。这样的姿态，使她的一生起始便在巅峰，出手便不凡。这是她有生中一段短暂而奢华的演出。此后，她一生的创作都在靠着自己这个豆蔻年华时期的几部作品说话；她后来悲怆的命运，凄凉的晚景，只是徒劳地为着收拾这场奢华的残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