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了,张爱玲对我就像是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在想得到或是想不到的某个时刻突袭而来,让我彻骨地疼痛。一个人能对另外一个人如影相随般虚化为一种情绪,这个人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张爱玲当然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但不同凡响却并不因为张爱玲是一个留在了史迹中的女子,普通人对普通人也可以不同凡响,只是涉及到的人的范围不同而已。
而留在史迹中的人,也不是都可以在客观意义上用上不同凡响的说法的。我以为,她是在不知不觉中,在你的身体里植入了一颗类似炸弹的东西,等你意识到的时候,你已经不可忽视了。这就是一种情绪。如果自己不能意识并超越,这样的情绪便在人的身体和感受里四季流转,经不住某个时刻某种不经意的感触一碰,就轰然炸开来,让人快乐或者难受。
那天下着雪,漫舞的雪花,一片片,一瓣瓣,使天地斑驳。我踏着昆玉河上的坚冰,被这样的情绪包裹着,走在雪天里。我的四周是一片北方冬天的苍茫,树木都只剩余了枝桠,仿佛是一些旧迹在静默不语地望天。我踩着的这条昆玉河的河水连同它的四季,都封存在我脚下的冰层里,这些横陈了一河的坚冰,在我的脚下像是那些水亡故后的遗骸,说古忆旧一般的,让人忘记了它在其他的季节里有过的碧波荡漾,曾经的青春不再,生命的流溢在这冰层里沧桑咫尺。
这样的情绪和感受,使我陷入某种虚无或是迷失,我被这种无法准确言说的内心销蚀着,不能相信世上确实有人、有事物的存在或者发生。我想,这大约是因为近日里我一直在面对张爱玲的缘故。这个民国的旧女子,那么毫不掩饰地道破人生的本质,像暑季毒辣的太阳直灼且铺天盖地烤焦人的心田,又让人总是要由衷地折服她对生之体验的直觉和直面人生的勇敢。就此而言,她就像《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我甚至以为,在用文学这样一种形式揭示人的内心和人生的本质上,她比鲁迅更能影响读者。鲁迅用的是一种理性或理念的锋利,而张爱玲用的则是女人的直觉、细腻和本能。所以,张爱玲对读她的人、对读者,就像一个诱因,牵动人的五脏六腑。
我体味着这个女子,觉得需要出来拼命地奔走,直走到没有气力。就是现在,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仍是被这种感受困扰着,只是想再有那天一样的雪和空寂,可以幸灾乐祸地踢着死去的河水尽情地欢叫。
对张爱玲,很多人都不陌生。她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原名张煐,原籍河北丰润。1941年投入文学创作,两年后,发表《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以早慧的天赋创作在当时的上海大红大紫。这是她八岁以前就已期盼的“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的日子,她标新立异的时装照被用作上海滩最洋派最知名刊物的封面,大街小巷的书店、书摊上炫目地奔涌着她的名字,许许多多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所同时谈论着她的作品及她本人。女人一生中最放恣蓬勃的生命之花拨云见日般怒放。这样的姿态,使她的一生起始便在巅峰,出手便不凡。这是她有生中一段短暂而奢华的演出。此后,她一生的创作都在靠着自己这个豆蔻年华时期的几部作品说话;她后来悲怆的命运,凄凉的晚景,只是徒劳地为着收拾这场奢华的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