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对美非合作型博弈应对的代价和长期利益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自己的利益，必然有利益的博弈。国际社会中，这种每个国家和民族利益之间的差异，甚至冲突，是用合作型博弈的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合作型博弈的方式来解决，其形成双方博弈的成本和后果是大不一样的。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军事和科技体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国家，一个经济、科技，包括军事正在成长着的国家。在21世纪的百年，特别是21世纪的前半叶，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必然有所相互影响和交汇。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成长和崛起，如何处理中国崛起过程中的美国国家利益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关系。在21世纪的20年代中，美国实际上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仍处于主导地位，如果美国基于非合作型博弈取向所制定的战略，那么，虽然处于被动地位，中国也只能制定非合作型战略来加以应对。
（一）中国经济打击美国实力的可能性
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非合作型的博弈，则中国较为有利的战略是，军事上积极防御，从经济方面主动出击，打击美国货币和经济体系，美国陷入武力战争和对其进行经济打击，消耗和拖垮美国的国力。
1.青年中国对中老年美国的非合作博弈
在2020年的前8年中，中美双方博弈，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诸方面都占有优势。从理论上讲，除非特大人口规模国家，一般国家都遵循“低发展—发展中—工业化—后工业化”的发展规律，即国家有一个起步、发展、强盛、老化的客观轨迹。因此，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是一个后工业化社会的国家，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成熟，从壮年步入老年经济社会的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没有成熟，从少年向青年经济社会迈进的国家。从体力上讲，一个要从壮年迈向老年社会的国家，与一个从少年迈进青年的国家开战，一个人口只有3.1亿规模的国家，向有着13.54亿人口的国家发动战争，由于消灭一个人的生命个体甚至一个家庭有可能性，而消灭一个具有13亿多人口的民族的可能性极小，最终损失较大的还是从壮年向老年迈进的，人口相对数量较少的国家。
除了国家成长规律外，人口规模大小长远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以及以经济为基础的科技和军事实力。虽然目前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占优势，但是，中国是一个成长着的人口特大规模国家，从长期看，由于经济规模决定军事实力，中国逐步将与美国持平，甚至超过美国，处于积极防御的位势；经济方面，中国则处于优势地位，可以主动出击，在军事冲突中积极防御的同时，辅助以经济手段，打击美国。
许多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中国在19世纪时，经济总量曾经达到世界GDP规模的1/3，而在世界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不堪一击，现在的中国与当时有什么区别呢？我想清朝民国时的格局与目前中国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从中国内部看，当时农民李自成及西北等地农民起义，加上旱灾，农业歉收，基本消耗了清朝的国力；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基本稳定，农业丰收，物资充裕，外汇储备规模世界第一，财政收入增长，国力充实。从产业结构和科技进步看，清朝和民国时期，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极为落后的农业经济社会，与西方列强及日本等诸工业国家无法相比，而清朝政府的愚昧，在教育和科技方面，则更是无法与先进的帝国主义列强相比；而现在的中国，基本形成了现代工业体系，到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并且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制造国家，而在科技进步方面，虽然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一些领域，已经与世界先进水平持平，甚至领先。而从开放来看，满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几乎是封闭的，国外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市场，逼迫中国向世界开放；而现在的中国，已经主动向世界开放了30多年，2011年中国的贸易额已经排世界第二位，与美国的贸易规模几乎相近；国内吸收了大量的国际投资，向世界其他国家的对外投资规模也在增加，由于是成长着的世界规模较大的经济体系，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以现在经济、产业、科技和军事实力来衡量的中华民族和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可以任任何列强随意动武欺凌的民族和国家了。
2.对美经济战一定要与军事积极防御战主动配合
有一种说法，似乎在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应当分离。当然，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我们反对强加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等。但是，政治交往不能与经济交往相分离，政治关系一定与经济关系密切相连。从中日关系中看，日本多年，经济方面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关系中获得利益，而在政治上却依靠美国，成为美国亚太围堵中国战略的马前卒。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讲政治与经济分离，任日本在经济发展上从中国获益，而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与中国作对。这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国际关系战略。
美国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围堵，从军事方面看，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如中国在捍卫钓鱼岛及南海主权时，美国参与战争，中国还得做好对美积极防御作战的准备。然而，在美对中军事冲突启动和开始时，中国先可以启动经济战遏制美国的军事攻击；而在美对中军事战争中，中国可以主动运用经济战在经济侧打击美国。具体方法前面已有讨论，这里不再重复。
在美国对中国发动军事战争时，中国对美国实施经济战报复的可能性极大。一是美国在军事实力上处于优势地位，如果美国对中国发动军事战争，中国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寻求自己的长处，逼使其用自己的经济位势与美国抗衡；二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通过自己的金融工作，以及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培养了一大批运作货币和其他金融工具的，能在国际领域开展金融战争的智囊和操作人才；三是中国可学习、借鉴和吸收美国对古巴、伊拉克、利比亚和伊朗等经济制裁的方式方法和经验，利用中国自身投资和贸易规模较大的优势，对战争对手国进行各方面的经济制裁；四是虽然中国在经济制度上，在和平时代，还是要进行保护产权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但是，如果发生战争，中国不得不用战时管制，包括将对方资产收归国有的措施，来应对战争。由于中国过去传统上实行的是国有经济制度，战时对敌对国资产实行国有化，更是轻车熟路。
（二）中应对美战争的成本和后果
战争是残酷的，美国对中国发动战争，无论是闪战和短期战争，还是中长期战争，都会导致中方人员伤亡，都需要消耗中国的财力，并且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形成不同的影响。
1.抗日战争中中国的人员死失和成本
我们先来看历史。近代以来，中国战时人员和财产损失最大的，是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后，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指出，沦陷区有26省1500余县市，面积600余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2亿人以上。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我军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41.6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1000多万军民伤亡损害。
1937年7月到抗战胜利，根据当时国民政府发布数据，军队的死亡和失踪人员规模如下。国民党军队方面，陆军阵亡1319950人，失踪13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共产党军队方面，阵亡160603人，失踪87208人。加上受伤人员，为380万。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提出，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在2100万以上。有的学者分类，中国军人伤亡人数380万，平民伤亡在1800万以上。
对于经济损失和战争的成本，有各种各样的计算。台湾政界和学界，从350亿美元到1835亿美元，有6种不同的数据。如周一行等人认为战争损失在1300亿美元左右，“八年抗战期间，日本空袭125921次。计有敌机62906架，投弹241304枚，燃烧弹19844枚；中国抗战初期有战斗机305架，八年抗战中消耗教练机711架，运输机55l架，驱逐机1229架，轰炸机473架。资产损失、军费开支99542531137美元，民间损失31330136000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91年11月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提出，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直接损失为620亿美元，间接损失则高达5000亿美元，总计5620亿美元。
2.中防御美对中战争的代价
美国对中国发动战争，对中国造成的损失，一是军人和平民的伤亡，二是战争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三是对经济和社会形成的影响。
（1）中方防御美对中战争死失和伤亡估计。
由于是美国对中国的领海和本土发动战争，加上美国军事科技水平较高，战争中，中方死亡和失踪的人数，要比美国多。
表11-3战争死亡及失踪人员及未来战争预计
各次战争 死亡及失踪（人） 战争时间（月） 月平均死亡及失踪（人/月） 开战年人口比率（%）
朝鲜战争 406000 36 11278 9.2
越南战争 1178000 140 8414 5.6
海湾战争 20000 1.37 14598 13.2
伊拉克战争 7000 104 11.8
阿富汗战争 40000 146 273 10.9
对中战闪期 20000 2 10000 0.23
对中战短期 50000 24 2083 0.23
对中战中期 150000 60 2500 0.23
对中战长期 300000 120 2500 0.23
注：朝鲜战争数据为联合国通过美联社在1956年公布的数字，死亡和失踪人数为中朝双方军队数，其中中方死亡和失踪人数为180000人。越南战争中死亡及失踪数为越南及中方数，其中中方死亡人数为1146人。海湾和伊拉克战争，是伊军死亡和失踪数。伊拉克战争，萨达姆军队溃败很快，战争时间长，主要是美军用以形成安宁状态的时间较长。阿富汗战争是塔利班死亡数。美国对中战争中，中国死亡及失踪人数，比起上述战争中低，主要考虑中国的军事能力比这些武装力量强。数据来源：百度百科“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中华网“军事”栏目文献。
从中美双方的人口、劳动力成本、生育政策等因素看，美对中发动战争，死亡和失踪人数要比中国少，士兵死亡后造成的无子女家庭要比中国少，战后对死亡士兵家属福利水平要比中国高；但是，其劳动力成本较高，也反映在士兵死亡的直接补偿成本要比中国高，包括战后福利成本也要比中国高，而且美国对中战争，是大国与大国的战争，死亡人数堪比二战后最大规模，因此，由此而形成的民众反战情绪会激烈。因此，不排除美国采取雇佣军的方式，形成军源。
而中国在对美防御战争中，有人口规模较大，兵源充裕的优势，并且劳动力成本较低，战争人员损失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都要比美国低；但是，如果开战，视战争时间的长短不同，中长期战争死亡和失踪人数，将为中国抗日战争以来规模最大；而且，由于中国长期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一代人正好在战争兵源年龄阶段，需要上战场，战争死亡和失踪将形成大量的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造成严重的失独、养老等社会问题。同时，由于担心独生子女死亡和失踪，将严重影响部队的兵源和士兵的战斗能力。
美国对中国发动战争，除了军人在战争中的死亡和失踪外，也将带来平民伤亡，在8万到120万人，视现代战争惨烈程度的不同，甚至可能达到数千万之多。从抗日战争时期看，军人伤亡与平民伤亡的比例达1∶5。一方面考虑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实行较为残忍地对待中国平民的暴行，以及现代战争尽量不伤及平民的国际原则；然而，另一方面，大规模战争，以及军事设施与民用设施的混杂，不可能不伤及平民，加上平民防护经验、设施和措施都较为缺乏，中国境内农村和城市人口密度较大；军事人员伤亡与平民伤亡比例可能达到1∶4左右。在战争中平民伤亡的规模按闪战和短中长期，分别为8万、20万、60万和120万人。当然，如果极端情况出现，发生核战争，以及毁及特大型水库等设施时，死亡人数规模可能在数千万人之多。
（2）中方防御美对中战争的成本和代价估计。
美国对中国发动战争，从中国战争成本和代价上讲，有直接为应对战争发生的费用，包括A.武器装备，运输和部队移动费用，弹药，后勤服务费用；B.有人员死亡和失踪的人力资本成本，即国家补偿支付；C.还有美国对中战争，造成的基础设施、工业体系、城市及平民伤亡等损失。我们将A+B定义为战争成本，将A+B+C定义为战争总代价。则一般来看，闪战中，A+B与C的比率为1∶5，短期战争A+B与C的比率为1∶4，中长期战争A+B与C的比率分别为1∶3。见下表11-4的预计。
表11-4中对美防御战争成本估计
各次战争 总成本 战争
时间 月平均支出 开战年人口比率 开战年GDP比率 结束年中国赤字率 结束年中国负债率
朝鲜战争 92.4 36 2.57 0.27 15.2 0.72 36.20
越南战争 800.0 140 5.71 0.28 17.7 0.00 139.04
对中闪战 17780 2 8890 0.23 2.1 5.23 20.40
对中短期战 38703 24 1613 0.23 2.1 4.85 18.10
对中中期战 100193 60 1670 0.23 2.1 4.06 14.87
对中长期战 248994 120 2075 0.23 2.1 3.40 11.11
注：单位：亿元人民币，月，%。朝鲜和越南战争，表中总成本支出为中国方面的支出。由于中国人均GDP和劳动力成本为美国的1/10到1/8，加上在中国本土作战，运输和部队移动成本也要比美国低，因此，后四栏战争的直接和人员死亡及失踪成本，按照美国的1/10计算。但是，由于美国在中国领海和陆地作战，对于基础设施、工厂、城市及平民区等轰炸造成的损失，是为非直接军事成本，加上这部分，其要比战争成本高，应当视为战争总的代价。假设从2013年开战。数据来源：购买力平价调整后GDP及人口数据来自美国宾州大学的PennWorldTables7.1；其中中国采用第一版本数据，1950年数据缺失使用1952年代替。赤字数据和负债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财政部网站。其中1953年负债是由于当时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302亿元；随后则是在1954-1958年间累计发行3546亿元公债，直到1968年内外债全部还清；其中外债主要来自苏联，规模折合人民币52.9亿元，且其中相当部分是以矿石等实物方式还清，因此仅将国内债务按照年度平均折算到1961年当时水平计算负债率。根据2011年中国财政决算数字，赤字率1.86%，负债率15.7%；2012预算赤字8000亿元，负债余额限额82708.35亿元，GDP预计增长按7.5%计。中国未来十年年增长率保守按6%计算。
美军空中打击中国目标，一是基础设施，主要是对交通系统的公路、高速公路、铁路和高速铁路等等的重要桥梁和涵洞，航空设施飞机场，内河航运和海运的港口；通信网络系统的卫星导航定位及移动通讯基站，以及光缆线路；水利系统的水库，水电站，特别是如三峡大坝等，很可能是其重点攻击点；能源系统的火力和核发电站，以及油气管道等等。二是工业体系，除了对一些大型军工厂实施攻击外，可能对重要的冶金、炼油、化工、机床、车辆、飞机等工厂进行轰炸。三是城市体系，可能一些重要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中心和沿海城市，遭受轰炸，摧毁城市中的军事、行政、金融、供水、供电、通信等系统，甚至对整个城市进行核打击。重创，或者摧毁中国的交通、水利、能源、工业和城市体系。
因此，美国对中国发动闪战，将给中国带来1.8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的战争成本，加上各种损失，造成的总代价是10.8万亿；如果对中国发动短期战争，中方的战争总成本近4万亿元，造成的总代价为20万亿元；而发动中长期战争，则中方的战争总成本分别为10万亿和接近25万亿元，而战争总代价则高达40万亿元和接近100万亿元之巨。
然而，如此惨烈的战争，即使美国对中国形成重创和摧毁型的打击，美国也将付出极高的战争成本，从经济实力上讲，可以说是耗尽体力，与中国同归于尽。
3.经济和社会后果
首先，美国对中国发动战争，中国方面的战争成本和代价，不仅是军事开支，军人和平民的伤亡，还将给中方造成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动荡。首先，从财政赤字率和负债率来看，由于中国长期实行保守和稳健的财政平衡政策，加上中国居民有储蓄的习惯，国民经济总体的负债率要比美国低得多。2011年，中国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只有1.4%。穆迪2012年3月19日发布的一个报告认为，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债务为GDP的33%。国内也有研究认为，中国中央政府显性和隐性债务2010年底为10.94万亿元，地方为10.7万亿元，即使这样，总和起来，也只为当年GDP的54.1%，在债务GDP比的安全线之内。因此，对人民币稳定的冲击要比美国小得多。然而，战争也将带来以下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民用工业在战时受到影响，其银行坏账可能增加，特别是战时如果财政紧张，可能还需要增加向银行发行国债，甚至战时紧急透支，来保持政府的支付力，进而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
其次，由于战时一些民用生产转向军事装备生产，消费品资料将发生供应短缺，对一些国计民生的产品，包括中间物资和最终消费品，可能实行定量和计划分配。中断市场经济改革，在一段时间内恢复国家集中的计划经济。而工业体系为战争服务，一些能源、冶金、机械装备、交通运输、电信有可能提高国有化的比例，以便政府随时集中、掌握和动员资源。其弊病是，整个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和高比重的国有制回归和倒退。
再次，可能实行战时价格和工资管制，以防止战争造成的消费品供应不足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减轻工资上涨推动对物价的压力。战争时期，除了一部分消费品工业向军事生产倾斜外，还遇到战时农业生产歉收，美国及相关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等，包括还有战争导致一些国际大宗物资价格上涨因素，因此而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概率非常高。政府经常运用的一个办法就是，价格和工资管制，其结果是定量供应，票证增多，黑市猖獗，出现大量的排队状况，供应短缺严重。实际上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在战争期间，由于一部分民用生产让位于战争，加上农业生产和进口受到影响，一定会程度不同地下降。
第四，战争将会形成严重的失业问题。战争初，由于军事工业扩张，增加参军就业，失业率可能降低。但是，一部分消费工业的萎缩，可能形成原在民用工业中就业的劳动者的结构性失业；战争可能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波及农业领域的就业；而战争中服务业将处于萧条局面，旅游、娱乐、住宿餐饮等服务业领域就业将萎缩。而且，战争结束初，复员军人的就业压力，也将形成一个高峰。
第五，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其他社会问题有：（1）在实行长达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将形成大量的失独家庭。目前，由于疾病、意外伤害等，据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会有1009万人在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这意味着不用太久之后的中国，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而战争，根据惨烈程度不同，更是集中和大规模减少独生子女的灾难。（2）按照战争伤亡的一定比例，加上伤员中有一部分医治后不能康复而残疾，由此而形成战争残疾人群体。（3）形成严重的养老问题。包括失独家庭老人的扶养，战争残疾人的年老后生活费用和人员照顾等，既需要支出大量的战后成本，又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资源。（4）房屋毁坏，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和其他城乡服务设施遭到摧毁，在战争和战后一定的恢复期内，居民将发生就学、就医、养老和其他公共服务的困难。（5）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将给居民心理，以及身体造成巨大的影响，还将涉及核辐射对子女的遗传。
总之，如果中美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发生战争，对中国一方来讲，造成的损害也将是巨大，甚至是灾难性的。
（三）中国战后的恢复和成长
前面已经说过，即使美国对中国发动最惨烈的战争，包括核战争，将13亿多中华民族从人种上消灭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与苏联不同的是，由于中国人口和经济集中在东部、中部和东北部，中国的人口和GDP仍然会成为世界规模第一。战后的结果，从国民经济来看，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上行国家，战后恢复将更加强劲地推动成长；而美国则是一个下行的国家，战后消耗体力，将使其衰退加速。从人心的凝聚力讲，美国政府发动与美国居民根本毫无关系的对中战争，造成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失业、人民生活下降、经济陷入低迷，会使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要运用这样的多的国力远渡太平洋，去打一场与我们无关的战争呢？战后未必如亨廷顿预料的，会振奋美国人民的奋斗精神，提高美国民族的凝聚力；相反可能如同越南战争一样，民众怨声载道，社会爆发反战运动。中国人民则从历史上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心存友好感，而由于美国对中国本土发动战争，如日侵华造成的实际抹不去的中日世代入侵心结和交恶一样，形成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对美国的仇恨，大大提高中华民族抗美的凝聚力，从而事与美愿违，远隔重洋的美利坚民族和国家，培育了一个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世代将与之为敌的民族和国家——中华民族和中国。而最与美发动战争的初衷相反的是，即使遭受最严重的损毁，中国在战后还是将快速恢复和崛起。
1.德日二战后的经济快速成长
美国对中国围堵，甚至发动战争，就是保证美国在世界上经济、政治和军事的领导地位，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用战争的办法，是不是能真正打击中国经济，使其一蹶不振，永远衰落下去呢？从历史的案例看，结果并不一定。
从德国看，战后重建加速了德国的复兴和增长。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西德经济在1959年和1960年先后超过法国和英国。但随即德国快速重建所缔造的“经济奇迹”让世界震惊。西德战后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在通货膨胀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实现较为迅速和稳定的增长。在1951—1960年、1961—1970年、1971—1980年和1951—1981年各个阶段中，西德的增长速度分别为8.6%、4.7%、2.6%和5.2%。到1981年，西德的工业生产比1950年增长了4.07倍，30年的年均增长率达5.4%。
而从日本的战后发展看，二战基本上摧毁了日本的能源、交通、通讯、工业和城市系统，东京等城市是一片盟军轰炸后的断墙破瓦，特别是美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使日本成为人类发明核武器以来，遭受核打击的第一个国家，广岛和长崎成为废墟。二战后期，日本的国民经济遭到了巨大损失。战争消耗了日本大量的人、财、物力，加上轰炸损失，1945年8月二战结束时，日本国民财富的45%以上都被耗费和破坏掉了。战后第一年即1946年，日本的主要生产指标均大大低于战前水平，工业技术水平比美国落后了30年，劳动生产率比英、法等国也低得多。
然而，二战以后，日本经济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发展速度。1956—1973年，日本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达13.6%，国民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从第6位跃升到第2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因此被西方学者认为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日德战后发展加快，并且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学界有多种解释。许多学者也认为，战后日本和德国的复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支持，包括朝鲜战争的机遇等。然而，我认为内因是其复兴的主要方面，外因只是条件。其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应当来自于被摧毁地区的重建动力机制，特殊的民族和地区国情，以及对体制和发展道路的选择。
首先，战争失败，家园被毁坏，反面提高了民族的凝聚力，给人们一种求生和求发展，建设一个强大国家的动力。国家和民众，都有一种尽快疗好战争创伤，恢复自己家园，过上幸福安定生活的强烈愿望；战争刚结束，人民都希望政府发挥作用，支持政府领导人民挺过困难时期，政府也具有较强的号召力；战争使人们之间，相互帮助，相互理解，同心协力，建设国家。战后，日德民族都有一种不甘屈辱、互助包容、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奋发向上的激情，这是战后死而后生、重建家园和发展经济的强大精神动力。
其次，被摧毁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一种加速机制：一是传统的经济体系被破坏，在似乎空白的基础上，重新建设。可以重新规划，重新设计，没有固有结构的束缚，交通、工业和城市等，按照最新和节约合理的原则进行建设。二是重建需要大规模投资和建设，带动能源、钢铁、水泥和其他建材工业，以及建筑安装工业的发展；人们安居，则需要装修、家具、耐用消费品等，进而带动这些工业的扩张。从日本、德国，包括中国唐山、汶川、玉树等战后，或者地震后恢复重建的情况看，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并且重建的交通、工业和城市体系更加先进。
第三，当然，不是每一个二战后国家，都发展得很快，都能创造增长的奇迹。日本和德国的成功，在于其战争只是摧毁了经济发展的交通、能源、工业和城市体系等硬条件，但并没有摧毁其人才和人力资本体系。日德民族有着尊重知识、崇尚科技、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战后，人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加大教育投入，培养下一代，使其劳动力的智能和技能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大。而日德民族的勤劳而不懒惰，认真而不马虎，精英加团队合作，科学中求效率，以企为家，以工作为本的精神，更是战后复兴的强大动力。
再次，日德民族，在战后没有选择当时盛行的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国有制的体制，没有选择内向的所谓自力更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而选择了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日本用发展中小企业、降低失业率、税收调节和社会福利等措施，重视了社会的公平，而德国选择了社会市场经济“第三条”道路。市场资源和产权明晰的财产制度，使竞争加快了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经济效率，加强了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则用外部需求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高了国内制造工业的技术和质量水平；而使社会公平的各种措施，则缓解了国内分配和财富不公的社会矛盾，避免使发展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仅仅有战后重生的民族精神，勤劳好学的民族传统，战后重建的动力机制，而没有选择正确的体制模式和发展道路，日本和德国战后也不可能强劲复兴。上述四个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
2.中国战后更快速增长的因素分析
战争，特别是大规模的战争，能使中国经济衰落吗？回答是否定的，并且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一方面，战争会给中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战后，重建会加快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与日本和德国一样，创造战后经济成长的奇迹。
首先，从精神和中华民族特征看：一是战争将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人们摆脱战争的困扰，向往安定的国家，幸福的生活，抱着建设家园的满腔热情。当然，无休止的革命和政治运动，消耗了建国后人民建设国家的激情，这另当别论。中美如果开战，也将凝聚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赢得战争；战争结束后，战前一些内部的社会矛盾，经过战争，将得以淡化；人们主要是憧憬未来安宁和体面的生活，想建设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更加富足的社会。二是中华民族有勤劳工作的特征，历史上农耕社会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工业社会以来，城乡居民，如果不去劳动，觉得是吃闲饭的，被人瞧不起，而没有工作，更是一个个人和家庭的头等大事；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企业家，科技人员，包括政府工作人员，还是普通职工，虽然劳动法严格规定了劳动时间，强调休息，以及加班工资等事项，但是，白天加晚上，一周五天工作日再加周六周日，是许多企业和政事业单位的状况。而战后，人们会以更加忘我和奉献的精神，投入重建。
其次，人是生产力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中华民族是充满智慧的民族。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重视教育和科技，小学和中学教育正规化，恢复和发展高等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已经积累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力资本，而且国外留学的人力资源规模也很庞大。就下一代来看，自2000年到2012年，352名中国学生（包括港澳地区学生）的219个项目参加了一年一度在美国举行的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赢得了231个奖项，其中包括2004年获得的一项IntelISEF顶级奖项。2012年中国内地参赛27名学生，带去18个项目，赢得了22个奖项。战后，中国政府将会更加重视教育，人们将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将会激发中国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和有技能智能劳动力者的重建热情，会有更多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企业家们会更加努力地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而有智能技能的职工，将会通过辛勤工作，将其变成复兴的现实。
再次，战争一方面可能极大地毁坏中国的工业体系，以及城乡布局；另一方面，则为战后调整产业结构，更新产业装备，以及整治国土，更合理地布局城市和乡村，节约使用土地，提供了新的更大的空间。从哲学上讲，有两种发展观，一种是马欷尔提出的，发展是渐近、连续和平衡的过程，即发展是在一个体系内，逐步地发育、生长和扩大；另一种是熊彼特的，发展是跨越、间断和不平衡的过程，即有时要摆脱甚至摧毁原有的框架，在一个新的体系中实现更大的跨越式发展，而摆脱旧的框架，意味着间断，跳跃式则意味着不平衡。战争，有时实际上起到了摧毁旧的框架，给发展提供另一种更新体系的机会。日德战后的发展，无不如此。
第四，战后重建和城市化加速的叠加，交通需要更新，水利设施需要修复，需要建设标准更高的民居，城市基础设施需要恢复和完善，学校、医院、文化和商业设施也都需要建设，这将大规模拉动投资，迅速推动能源、冶金、建材、化工等产业的发展，是人类有史以来可能最大规模的重建。从目前看，如果以实际居住所有为线，中国的城市水平也就在35%左右。而战后重建，将与村庄整治，人口集中，将大量的农村人口迁入城镇和城市相结合，人口快速和大规模的城市化，可能在十年之内，将中国实际的城市化水平提高到60%。城市化形成的投资、建设、就业、收入、消费等效应，将强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
第五，与日本和西德战后重建不一样的是，中国的人口规模远比两国大得多。当年，日本和西德的人口规模，已经是世界上较大规模的国家。其创新、工作和消费，有力地带动了两国战后的复兴。而中国战后，将是13亿多人口的重建和消费市场，13亿多人口的创新、工作和消费，而且战后快速增长，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生产地和中间及最终产品销售区。即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欧美经济下落和需求减少，中国也能在自己不断增长着的市场中找到快速发展广阔的回旋余地。
第六，虽然战争中，有可能实行一些战时计划和国有的措施，但是，战后中国会比较二战后日德与其他国家实行不同体制形成的不同发展结果，经济上更加坚定地向市场配置资源、产权更加清晰、调动民间创业和投资的体制迈进；行政体制上，改革审批、监管等体制，提高办事效率，压缩行政公务支出比例，减轻创业、投资和经营负担；政治上形成立法、行政、司法制衡体系，立法民主化，加大民意选举各级领导人的力度，加大社会公众监督，形成一个现代的政治体制。总之，战后，中国在制度和体制上不会倒退，相反将更加坚决向建设一个制度和体制更加现代的国家迈进。
优者胜和劣者汰的丛林法则，以及历史的经验给国际政治研究一个道理，即如果想让世界上一个人口众多和优秀的民族，更加强盛，一个最好的办法是，用战争打击去激发和培养它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美国试图用军事围堵和对中战争的方式，遏制中国的崛起，从上面的分析看，很大可能是适得其反，战争的结果，在世界上形成一个更加强大的与美国世代仇视和敌对的中华民族和中国。
四、中美非合作博弈中的第三方获利
中美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很可能殃及多边，世界也不会安宁。然而，国际社会不是两个国家的世界，中美之间相互博弈时，还有其他第三方国家，甚至多边国家可能主动在其中寻找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有经典的成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是谓此。
（一）中国受到其他方面的博弈
中国周边陆地边界纠纷，除了与大部分国家已经划定外，还与印度等国家的边界存在纠纷。而中国面临的领土和领海争议，热点集中在中国东部和南部的海域。钓鱼岛、南海诸岛礁及其附属海域，无论是从国际法理理论，还是从历史看，都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和领海，是中国核心的国家利益。一是领土寸土不能相让，国家主权不得侵犯；二是岛屿以及法定海域的各种资源，是中国的经济利益；三是这些岛屿的主权，关系到中国东南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
而有关国家，一是以为一个强盛中国邻居会威胁他们，心理上不希望在东亚一个发展中的中国崛起；二是一些政治家，通过在外挑起纠纷，煽动民族情绪，转移国内经济社会矛盾，博得国内选民；三是盯着领土领海相关的油气等资源，扩大其经济利益空间；四是对中国在海洋运输通道上，设置国别和安全障碍。
从美国从中东向亚太重新部署军力和全球再平衡战略看，加之几次战争的成本及其国内财政和债务因素考量，美国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于中国领土领海纠纷，明暗支持其与中国发生冲突。这些第三方，自己的力量不足以与中国抗对，利用中美之间的冲突，拉美国作大旗，希望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来抗衡中国，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问题是，如果中国最后不得已用武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时，美国能参与其中吗？
实际上，可以看出，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形成了多边互相利用其他双方冲突的地缘政治关系，也就是多重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博弈关系。在深层次中美博弈的关系上，附着了美日、美菲、日菲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同盟关系；而俄罗斯日本等向越南等出售用于空战和海战的武器；印度也希望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到南海搅局；而在朝鲜问题上，似乎中国与朝形成利益共同体，而美韩形成军事同盟；还有俄印之间的遥相呼应，印美之间的相互往来，特别是军事交流和武器交易等，也对中国形成威胁。
从中俄印关系看，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视印度为其在亚洲地区的最重要的战略盟友。冷战时期，前苏联与印度的军事政治联系就十分紧密，苏印在联手制约中国、打击巴基斯坦、甚至共同反对西方的过程中相互声援。冷战结束后，虽然印美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迅速的改善，但印度要依靠俄国牵制中国，进一步打压巴基斯坦的战略空间，俄国需要在中印俄小战略三角来赢得中俄美大战略三角中的主动，所以俄印关系并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强。加之俄国与印度相隔较远，从远交近攻的地缘战略来看，放手武装印度对俄罗斯没有潜在的威胁。由于两国在战略上有共同利益，早在1994年12月，俄印就签署了跨世纪军事技术合作协议，而且两国高层互访不断，军技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军事技术合作已成为俄印两国发展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印度顺理成章地成为俄在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军火买家。
从中国周边看，印度对中国未来安全形成最大的威胁：一是从经济上看，印度目前有12亿人口，目前国内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550万，按照这个速度，并考虑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惯性和转基因食品对生育的影响，可能到2040年时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而居世界首位。与中国相比印度发展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拥有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大量年轻人口为印度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廉价劳动力。其经济规模可能超过中国为世界第一位。二是从军事和地缘政治上看，印度是世界上的核国家之一，其中程导弹与核武器威胁着中国中西部，并且其积极发展远程导弹，对中国全境都形成核威胁；中印20世纪60年代，就边界进行过战争，边境冲突潜在风险很大；在达兰萨拉给中国藏独势力留有基地，插手中国西藏事务；威胁中国海上能源补给线，印度提出了要控制印度洋，继而将海军前伸至马六甲海峡的想法，甚至提出南海问题国际化；对巴基斯坦、中亚地区实施侧翼渗透，在西南和西部形成包抄中国格局；与美、俄联手制华；借助“不结盟运动”领袖的地位联合穷国制约中国；未来进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组织中制衡中国。
这种基于中美关系形成的多边博弈，首先，使中国需要多方应付，消耗中国的精力、财力和物力；并且在某一冲突发生时，不能集中精力去加以解决；其次，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研制和购买武器，逼迫中国不得不加大军事开支，加大军事研发力度，加强军事装备的规模和技术水平，以平衡周边国家的军事力量，包括还要为防御美国干预储备军事力量。实际上，周边有关国家寄希望于中美博弈而通过加强军力来实现自己不当利益，结果必然是东亚和南亚地区新一轮的军备扩张，势必会严重影响全球局势的安全。
中国还是一个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而中美博弈，美国利用中国周边的领土和领海问题，运用所谓的巧实力，激发有关周边国家的不当利益幻想，使这些国家扩大军力，威胁中国东海和南海，以及西南边疆的主权利益，逼得中国不得不分散发展精力，以分配更多的资源，用于军力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以保持威慑和对付突发的战争。
（二）美国受到其他方面的博弈
在美对中博弈中，实际美国也面临着更多的第三方利益冲突，包括潜在等待时机的利益冲突方，有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核打击威胁，以及第三方观其实力消耗、经济衰落，落于二流国家等心态和希望。
1.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
民主化，会缓和和化解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冲突，消除极端宗教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实际是一种美国的单方面幻想。从美国国内看，“伊斯兰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广为流行，是美国和西方大国传媒舆论中近20余年来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主流话语之一。经常把各种暴力恐怖活动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联系起来，视为对美国和西方安全与战略利益的巨大威胁。
巴基斯坦一位温和的原教旨主义代言人认为，伊斯兰教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冲突不是政治对抗，而主要是价值观方面的冲突。他从4个方面来解释原教旨主义由此产生的困惑环境：一是西方殖民统治造成的社会世俗化，它以西方世俗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取代了穆斯林大众所熟悉的伊斯兰制度，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二是西方殖民统治通过殖民文化征服人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国家盲目地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就是最突出的表现；三是殖民统治造成教育体制分裂，现代世俗教育以培养亲西方的知识、政治精英为目标，而传统宗教教育以培养宗教领袖为使命，导致两极分化；四是政治合法性危机，伊斯兰国家的领导阶层皆是亲西方的、世俗的政治精英，他们掌握权柄、独裁专制，但其统治缺乏根基，不得人心，政局动荡不安。
击毙本·拉登，以及“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浪潮，使美国担心的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消失了吗，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正常化了吗？我认为，回答是否定的。埃及曾经是美国的友好国家，民主革命穆斯林兄弟会执政后，一是抛弃了过去国内文化西方的世俗化，恢复伊斯兰文明，强化了政治和法规的伊斯兰色彩；二是无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其总统穆尔西参加伊朗主导的不结盟国家大会。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官员多次表态，不打算延续穆巴拉克的对伊政策。
应当说，美国帮助利比亚反对派推翻卡扎菲政权方面，竭尽全力。然而，民主化后的利比亚民众，似乎并不领情，反美情绪不减当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2012年9月11日在利比亚班加西遇袭身亡，酿成美国外交史上的重大悲剧。同日遭到冲击的还有美国驻埃及使馆，而抗议者高喊的“我们全是本·拉登”的口号更冲击着全世界的媒体。在美国纪念“9·11”事件11周年时，班加西和开罗的反美民众则用一个血腥的“暴力之夜”宣泄他们的情绪。这几年，美国使领馆在世界各地遭到的抗议不少，但直接针对美国使领馆的恐怖袭击即使在反美势力嚣张的国家都比较罕见，更何况这次流血事件发生在曾被称为利比亚民主革命堡垒的班加西。《纽约时报》称，中东革命给该地区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没有打消人们对美国的仇恨。一些西方媒体还担心地预测，穆斯林的反美浪潮可能“刚刚开始”。
2.俄罗斯对美国的核制衡
20年前俄国放弃共产主义价值观，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意识形态方面与美国接近，并没有使俄美形成亲密的“民主同盟”国家。美国时时提防着俄国向强国的复兴，而俄国则对美国心生不满，试图重振俄罗斯，东山再起，成为国际社会中对美国的制衡力量。
（1）俄罗斯民主化后俄美关系的变迁
在苏联解体后的最初几年里，俄罗斯实施了西方希望的激进经济改革，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动荡。当时被俄罗斯人视为伙伴的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并没有伸出援手。与此同时，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依然假定俄罗斯是安全威胁，并开始推动北约东扩，以加强西方安全。
北约1999年轰炸俄罗斯的盟友前南斯拉夫，成为俄罗斯对美国态度的转折点。第二次车臣战争则为俄美关系增添了新的紧张因素。美国对俄车臣政策的批评，促使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出现在主流媒体上。
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10月，俄前首富、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因被指控犯有商业诈骗、偷漏税款等多项罪名而被捕。前者引起俄罗斯对美国的强烈不满；后者则引发了美国及西方对俄罗斯的强烈抨击。在普京看来，美国的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削弱俄罗斯。美国对伊拉克这个俄罗斯的长期盟友发动战争，被视为对俄罗斯国家利益无法容忍的侵犯。
而格鲁吉亚与乌克兰先后爆发“玫瑰革命”和“橙色革命”背后，似乎都有美国人插手的影子。对普京来说，两场颜色革命就像是在俄罗斯发动革命的预演和彩排。随着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开始寻求加入北约，普京向美国及其盟国发出了明确警告。虽然俄罗斯曾公开宣称，不介意美国在前苏联地区交朋友，但俄罗斯却画出了一条界线：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都不能加入北约。在俄罗斯看来，前苏联地区都是其“势力范围”，西方势力不应该进入。俄罗斯不希望美国及其盟友在这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
2008年8月8日，布什与普京在出席奥运会期间讨论了日益严重的格鲁吉亚局势。当普京意识到布什不愿控制亲美的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时，他决定自己出手。对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短暂冲突，普京认为，他不过是在重演北约对前南以及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这场冲突使俄美关系陷入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
对美国而言，伊朗是一个严重威胁，美国期望俄罗斯在阻止伊朗发展核计划的问题上提供帮助；但对俄罗斯来说，伊朗是其重要的战略伙伴。美国一直宣称，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是为了应对伊朗威胁。但俄罗斯不接受这种说法。在俄罗斯看来，美国在东欧的反导系统，旨在使美国获得对俄罗斯的军事优势。
（2）俄罗斯的核力量
从核弹头数量来看，目前能与美国抗衡的，只有俄罗斯。据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的一份报告披露，到2007年年初，俄罗斯大约拥有5670枚核弹头处于战斗值勤状态，包括3340枚战略核弹头以及大约2330枚非战略性核弹头。此外，还有大约9300枚核弹头被储存或者等待销毁。两项相加，俄罗斯核武库拥有近1.5万枚核弹头。俄罗斯的核武器可以从陆基发射井、潜艇和轰炸机发射。包括战略火箭部队（陆基）、有12艘潜艇的战略舰队（海基）和有79架轰炸机的战略航空部队。
从俄罗斯突破美国部署在俄周围的反导系统看，一是俄战略导弹将装备突破反导系统的武器设备。2007年研制的“伊斯坎德尔—M”导弹，能有效地摧毁敌方火力系统、反导及防空系统、机场设施、通讯指挥中心及重要的民用设施，并且具有很强的隐蔽能力。由于其飞行轨迹灵活多变，因此很容易突破敌方的导弹防御系统和防空系统。二是将在西部和南部部署现代打击武器系统。在西部和南部部署现代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应对欧洲反导系统，具体措施将是在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三是启动核设施防护。将加里宁格勒的无线电雷达导弹预警站转入战斗组成部分。在建立航空航天防御系统框架内，首先加强战略核力量设施的防护。
在太空战方面，俄罗斯宣称，尽管美国和中国都有过成功的反卫星武器试验，但俄罗斯迄今仍是惟一“反卫星”武器性能卓越并能在合理期限内制造出来的国家。他们世界上独一无二的A-36反导系统就是例证。
3.有关国家希望美国多方消耗和国力衰落
任何国家在国际上的非直接营利性行动，从经济上看，都程度不同地以国家的财力为基础。美国保持其大国领导地位，在国际上管的事越多，消耗的国力就越多。从目前从事以及未来美国制定的国际战略看，其主要在这样三个方面的战略行动方面发生巨额的消耗。
首先，反极端宗教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未来仍然还要消耗美国巨额的国力。虽然美国想从中东抽身，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但是拉登被击毙和阿拉伯国家民主革命后形成的格局，并不随美国的意愿。最近中东和阿拉伯地区，包括所谓民主革命后的国家，发生的埃及离美和班加西反美格局和事件，表明美国在中东制衡极端宗教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任务，并没有结束，而是长期和艰巨的。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已经付出了近1万美国军人死亡，以及45000亿美元的巨额战争成本。未来视中东和阿拉伯地区反美，以及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对美国的攻击看，包括对中东和阿拉伯地区的投入，以及美国国土防恐安全，全球监测和情报，反恐体系和装备等等，全部每年需要至少1000亿美元的费用。
其次，与俄罗斯的核平衡，需要维持一个较高的成本。据美国有关研究测算，美国用于核武器活动经费为310亿美元，其中包括227亿美元用于核武器运载工具、指挥、科学活动及相关的国防开支。此外还包括能源部用于核武器、海军核系统和其他活动的82亿美元的开支。2011年，一些议员和非政府组织也对核开支进行了估算，有的计算结果比本星期公布的评估数据还要高。在反导方面，美国立法委员会批准的一项2012年关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财政预算，总金额为86亿美元，同比增长1.2%，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美国27年来累计耗费在国家反导拦截系统上的开支与当年阿波罗太空计划的1500亿美元大致持平。此项，每年至少需要400亿美元的费用。
再次，美国战略重点向亚太转移，特别是军事力量的部署，也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特别是发生战争，其成本更是高昂。一是人员成本。目前，仅在日本和韩国驻扎的美军规模就达6.6万人。不论美军怎样以技术替代人员，庞大的亚太军事战略部署，还是需要士兵投入。当前，美国每年约有1/3的基础国防经费用于人员开支，总额达1810亿美元，其中包括1070亿美元的薪酬和补贴，500亿美元的医疗费用和240亿美元的退休金。在经历了在阿拉伯地区10余年的对外战争之后，大量美军士兵回归社会，还有许多伤残老兵和近万名阵亡军人，美国政府要削减这些人的福利与抚恤将面临很大压力。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专家托德·哈里森估计，在总体国防经费不增加的情况下，如果人员开支继续按照当前的速度增长，到2039年，所有国防经费都不得不用于人员开支。特别是如果与中国发生战争，必定有大量的人员伤亡，形成巨大的人员成本。二是运输、基地、装备、训练等成本。太平洋东西间距2.1万公里，美国军事力量要越过90%以上的太平洋面，逼近到中国近海和内海区域，其力量输送和维持成本是中国的10倍以上。其在韩国、日本、新加坡、关岛等地的军事基地，包括重返菲律宾，以及进入澳大利亚，都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的投入。另外，各类军事装备，如航母、潜艇、飞机等等，都是不小的一笔开支。如果美国认真进行亚太战略的部署和维持，综合估计，成本每年不低于600亿美元。而一旦与中国开战，则战争成本视时间的长短，在3万亿到40万亿美元规模。
虽然美国2012年1月5日正式公布新军事战略，抛弃了自冷战结束以来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略，变成“1+”战略，即参加并打赢一场战争，同时在另一场战争中干扰破坏敌人的行动。但是，其军事部署向亚太转移，战略目标，就是崛起中的中国。然而，美国与世界上第二经济体进行力量博弈，并不是向一个小国派一两艘军舰威慑一下就可以的事，需要付出巨额成本；中东，极端宗教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针对美国的行动，使其很难在此地抽身；与俄罗斯之间，也需要一个核平衡。三个方面，总的运行费用，一年在2000亿到3000亿美元之间；而一旦与中国爆发战争，视战争的时间长短不同，成本则会高达数万亿到几十万亿美元不等。
为了削减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奥巴马政府5日还提出了大幅缩减国防预算的计划，预计在今后10年内削减约489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这和美国国际战略实际上三方出击的巨额成本，大相冲突。
实际上三方出击的战略，尤其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行博弈，将快速消耗美国的国力，加速其衰落。债务不可能降低，负债率越来越高，面临金融体系崩溃的风险；军事和民用科研，以及经济建设和发展方面，更多的财力投入军事，而影响美国科学技术的投入，特别是基础设施、制造业振兴等方面的投资资源要挪用于军事，资源分配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失衡，妨碍经济的成长；而资源在黄油和大炮间分配的失衡，特别是纳税人的钱，很大一部分用于远离美国的围堵中国战略，用于在中东等地充当国际警察，再加上用于核力量，则也会影响美国国民的福利，降低美国国民的生活水平，使美国消费的增长乏力，循环看，也影响美国经济的成长。如果美国在国际军事战略上所用的资源较多，从各方面因素看，其经济的长期增长，将维持在年2%的低速水平上，而印度、俄罗斯，包括其他人口规模较大的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以及欧洲的恢复、振兴和可能加速一体化，美国不是没有可能在21世纪，落于中国、印度、欧洲之后，甚至消耗国力太多，也落于俄罗斯之后。而美国的国力越来越弱，未来面临的将是，极端宗教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复仇。这种局面如果发生，实际是与中国进行国力消耗博弈的结果。
五、代价、历史和中国文化
实际上行文到这里，我们顺着“21世纪中美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各自利益的差异和冲突—非合作型博弈的成本和代价—损失为第三方的收益—双方回到合作型博弈的路线上来”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来到了研究的最后一个环节：在21世纪中，中美之间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需要竞争，但是正确的道路是合作型博弈。
（一）代价太大：爆发战争是小概率事件
人的生命是最为宝贵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都有生命权。这是人权的第一要义。人的生命权不得无辜被剥夺，这是国际法的最高原则。在21世纪避免全球大规模杀伤性战争，平息局部伤亡战争，是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人口和经济大国的共同责任，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责任。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后，更加先进的对人类具有杀伤力的武器代替了冷兵器。据有关资料，从公元前1964年到公元2010年这3974年中，世界上发生战争14513次，只有329年是和平的。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上中国前期抗日战争，共死亡6000万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目前为止，又爆发了约300场局部战争，大约有1000万人死于战火。由于进入现代高科技社会，核武技术门槛的降低和核武装备发展，事实上逐步在扩散。加上流入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势力手中的可能，以及与高科技的信息技术相结合，核——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对人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存形成巨大的威胁。21世纪如果发生大规模核战争，抑或是局部的核战争，其伤亡人数规模，将比20世纪大得多和惨烈得多，后果也要严重得多。中美作为尊重人权的国家，共同合作，避免和制止战争爆发，双方义不容辞。
从对双方非合作型博弈，特别是发生战争，其成本代价及收益分析看，还包括双方非合作博弈给第三方形成的外溢收益，以及第三方在双方非合作博弈时，可能形成的威胁风险考虑，除非遇到不理性的热衷于战争的政治家，或者代表军火商及军方的军人执政，中美双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较小。即使好战的政治家，或者军火商代表人及军人执政，如果发动战争，也会被衍生的国内问题，成熟和日益发展着的民主制度所约束和校正。
其理由概括起来：非合作型博弈，直至爆发战争，对于美方来看：（1）会形成2000到13万规模不等的人员死亡，2.8万到近40万亿美元的战争成本；（2）战争成本导致较高的财政赤字和负债率，特别是中国如果发动货币战和其他经济战，加上养老医疗负担，美国本身财政赤字率和负债率又较高，综合作用，又可能危及美元世界货币地位，使美元金融体系和国内经济存在崩溃的风险；（3）战争在初时，军火工业可能拉动美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由于非军工业可能萎缩，而福利可能减少形成需求下降也影响制造业和服务业需求，从而影响就业，使失业率上升；（4）由于人员死亡，伤残增加，包括军事对垒和战争需要与社会福利争资源，导致一系列有关的社会问题发生，并且，国内反战情绪会上升；（5）由于美国是一个成熟经济体，经济长期看为低速增长，加上与中国军力部署和战争的消耗，可能致使美国加速衰落。
对于中方来看，（1）从人员死亡和失踪看，战争视闪战和长期战争的不同，军队人数可能达2到30万人之多，平民可能在8到120万之多，如果发生三峡大坝被毁，或者核战，人数可能在数千万之多。（2）从战争损失来看，视其程度不同，成本在10万亿到25万亿之间，而战争总代价则高达40万亿和接近100万亿之巨。（3）造成千万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数量较大的许多伤残军人，高额的抚恤和养老等负担，造成连带的许多社会问题。（4）战争也将导致通货膨胀、工资冻结、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5）打乱中国发展战略部署和现代化的进程，拖延中国的发展速度，有可能使印度等国在发展方面超越中国。
中美共同的损失是，战争一旦爆发，由于现代战争对外太空领域设施的依赖程度较高，而且不涉及人员伤亡，所以必将对对方外太空卫星、航天站等设施发起攻击，加之许多卫星战时可以用于军事，可能对外太空卫星和航天站等，形成毁灭性的打击。这既造成外太空领域信息系统的瘫痪，也给外太空和平利用的卫星和航天器等资源归零，还形成大量的太空垃圾，给战后卫星和航天站等设施的重建，造成巨大的障碍。
从成本收益方面看，中美之间非合作型博弈，特别是互相之间爆发战争，对于双方，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和社会方面，都损失巨大，得不偿失。因此，中国不会主动与美发生军事冲突；而美国如果直接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无论是美方自己发动战争，还是参与由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挑起的对中战争，面临的成本和代价，与前述的海湾、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战争，是无法比拟的，结果很可能是经济和社会的崩溃，并迅速失去经济实力，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不再，甚至有很大可能成为落后于欧洲、印度和俄罗斯的国家。鉴于如此之大的成本和代价，并且收益不大，美国对中国直接发动战争，或者参与第三方对中国的战争，为发生可能性不大的小概率事件。
（二）中美历史恩怨：对于中国友好大于冲突
从中美历史上看，中国没有入侵美国的事件，而美国入侵过中国，但是，美国没有长期和大面积地侵占过中国领土。当然，从美国侵华史看，与俄国、日本、荷兰、英国、葡萄牙等相比，美国侵占中国土地最少，时间较短，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最小。美国作为帝国主义列强，曾从1900年开始，参与英法组织的八国联军等，入侵过中国。在中国利用不平等条约，1862年在天津设立130余亩的租界，1902年转给英国；1848年上海地方官允许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的要求，在虹口开辟美国租界。1863年9月，英国和美国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1943年1月，美、英两国审时度势，废除了历史上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改订了新的条约，放弃了治外法权和在华的一切租界，至此从法理上存在了百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宣告结束。
美国政府将入侵中国获得“赔款”的一部分用于建立大学和为中国培养学生。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清政府战败后，按照不平等条约中国应付美国赔款2444万778元8角1分，经罗斯福总统决定将当时尚未付足之款项1078万5286元1角2分，从1909年1月起退还中国。清政府于1911年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当中部分资金在北京建立“留美预备学堂”，毕业生直接进入美国大学三年级留学。这是中国第一所专为留学美国的中国青年所建立的预备学校，也是位于中国北京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