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荒的大变革”，不仅对整个大陆经济“将有决定性的关系”，而且将会对台湾经济“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1984年10月24日，“经济部长”徐立德，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答询时指出，中共“近来采取开放经济政策，有许多新的构想与改变”，“经济部十分重视”，已决定“将以加速产业结构的改变，在经济科技发展上谋求突破”，使台湾“工业达更高境界，以扩大与中共间的经济差距以为因应”。
10月29日，“经建会”召开“咨询委员会议”，针对中共经济体制改革对台湾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研讨”。与会者认为，中共经济体制改革，“在短期内”对台湾的影响“不会显著”，“长期而言则有不利之影响，值得注意”。而“长期影响”含有“直接与间接两方面意义”。就直接而言，“传统性工业产品出口”，对台湾“竞争压力很大”，尤其是台湾“工业升级缓慢之际”；间接方面，对台湾“不利”的是：“中共经济体制的改革，将引起西方兴趣，并赢得好感，可能对中共会给予更多的帮助”。
“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凯，10月29日在《自立晚报》发表文章说，中共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概略的视为中共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在精神上”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延续与扩大”。
美国印地安那博尔大学经济系教授郑竹园，11月3日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中共城市经济改革的构想及阻力》的文章说：“这次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城市经济改革方案，是1978年进行农村包产到户后最重要的措施。其影响不限于2亿城市人口。对整个大陆经济，将有决定性关系”。
“从理论层次看，这些改革，都企图吸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点”，“来矫正计划经济的弊端”。文章说，中共这次改革也“将面临一连串的棘手问题”，“如今要运用优胜败劣的市场抉择，来决定工资与就业”，必然要遇到一些困难。
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后，台湾主要报纸普遍对大陆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