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也会将他们轰开的，要不识相的话，很可能电棒就要戳过来了。而当白居易功成名就，以一代诗圣的身份，安居洛阳履道里他老人家的公馆里安度晚年的岁月里，颇有几位绝妙小女子做伴，偎红倚翠，怜香惜玉，莺歌燕舞，声色相娱，快活得不可一世的时候，那些写《谢小娥传》的李公佐，写《柳毅传》的李朝威，写《无双传》的薛调，写《虬髯客传》的杜光庭等等人物，大概也只有在门外垂涎三尺的资格，竖起耳朵听白公馆里传出来的或歌或舞、或笙或箫的乐声而已。
诗人在他不倒霉的时候，说他是天之骄子，也不为过的。但在得意非凡的时候，往往缺乏最起码的清醒，就像酒喝得过多以后的德行，晕晕乎乎，神志不清。这也是诗人，当然也不仅仅是诗人，怕是所有烧包的文化人的通病。因为，诗人那根不大容易控制得住的激动神经，一旦随着大脑膨胀，而飘飘然起来，是很容易闯进感觉误区，结果倒把自己毁了的。翻一翻中国文学史，诗人、作家、文化人，这类自己把自己坑了的教训，简直不可胜数。
南朝刘宋时期，中国出了两位大诗人。一位是“采菊东篱下”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另一位就是“池塘生春草”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公元385—433年）了。
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战乱特别频仍的年代，杀过来，杀过去，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在生命处于危殆之中，大概是出不了什么思想文化巨人的。当然，也有两次战乱之间的相对平稳的年月，所以，才有可能出现这两位大诗人。不然的话，文学史掀到这一页，该更暗淡了。当时的社会状态是，王朝不停地更迭，疆域不断地改变，战争无休止地进行，灾难永远降临在老百姓的头上。北部中国沦于异族统治之下，胡马铁骑，剽劫残掠，关洛化为废墟，黎民呻吟喘息。而南中国呢，那些逃到江南的西晋上层，和当地士族结合，统治着半壁江山，根本没有“收复失地，还我神州”的打算。王公贵族，世家门阀，将帅统领，地方牧守，忙于争权夺位，分封割据，互相厮杀，争夺不已。到了陶渊明，
